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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特征及风险点,周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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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特征及风险点,周期的共鸣

(作者为程实、王宇哲,本文仅代表其本人观点。)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的复苏。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逐渐加快,中国、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对拉动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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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球经济进入加速增长的“新阶段”。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的转型调整期,全球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复苏步伐逐渐加快,动能不断增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的增速有望超过1980年至2017年的均值。根据IMF的数据,1980年至2017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是3.5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经济增速预测:2018年与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在3.9%,2018年至2023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3.8%,较1980年至2017年的均值高0.28个百分点。

2017年9月17日,美国纽约,曼哈顿概貌。REUTERS/Yuri Gripas

第二,全球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 美国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18年5月失业率降至3.8%,与1970年以来的最低值持平。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8年4月欧元区失业率8.5%,维持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处泡沫经济破裂时的水平。2018年4月失业率低至2.5%。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整体改善。俄罗斯失业率降至4.7%的低水平,巴西、印度失业率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加快,全球劳动力市场有望向着充分就业更进一步。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2018年不只是金融危机后的第十年,更是全球不同宏观周期出现拐点、产生共鸣的年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贸易战形态演进、地缘风险分布重构、供给端政策渐次发力,共同确认了趋势性变盘的形成。

第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在波动中不断抬升。 拉动全球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的稳步回升,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工资收入加速增长等。美国今年以来CPI和核心CPI持续走高,5月分别同比增长2.8%和2.2%。欧元区5月调和CPI上升至1.9%,核心CPI达到1.1%,均创下欧元区2018年新高。日本通缩压力依然严峻,5月日本核心CPI为0.7%。新兴市场国内通胀率并未出现较大幅度上涨。5月,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CPI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86%、2.40%、4.29%、4.31%。

从三十年量级的大国博弈周期来看,随着双方实力更为对等、相互依存性日益显现,中美博弈将进入全面竞争而非对抗的新时代,短期贸易战将以“战”始,以“和”终。从十五年量级的经济增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真实的普遍复苏得到确认,多元化涨潮已经来临,新兴市场将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第四,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从共宽松到日益趋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应对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迅速趋同,各国中央银行相继采取了或扩张或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实施各种非常规政策工具应对危机和衰退。危机后,美联储率先开始加息进程。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14日,美联储共加息七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0—0.25%推升至1.75%—2%,预计今年还会有两次加息,年内总共加息四次,明年将共加息三次。此外,美联储还开始渐进式缩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通过连续降息实行货币政策扩张,而且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负利率”政策。目前两大央行有逐渐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迹象。通胀率和通胀预期的上升将使欧洲央行逐步减少资产购买规模,并取消负利率政策。日本的通胀率和通胀预期仍然很低,为实现通胀目标,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但购债规模已经有所萎缩。

从十年量级的利率周期来看,产出缺口的消失令压抑已久的通胀出现反弹,“真加息”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提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日益成为全球增长内生动力的来源。

第五,全球贸易有所复苏但贸易摩擦威胁增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率大大低于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同时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2017年,国际贸易出现复苏势头,全年增长率为4.7%。世界贸易组织(WTO)将今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由此前的3.2%大幅上调至4.4%。2017年12月,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一举突破1700点,为2014年以来最好水平。全球贸易复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发达国家经济修复带动的外需扩张,另一方面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但特朗普上台后,以“201条款”和“301条款”为由对贸易货币开展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前景形成巨大的冲击。

**竞争不等于对抗**

第六,全球投资前景向好但不确定性犹存。 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国际贸易,也严重冲击了全球投资。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23%,为1.43万亿美元,下降主要是由跨境并购大幅下降22%造成的。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下降37%,为712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保持平稳,为6710亿美元。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主要对外投资来源。2017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小幅下降了3%,约为1万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71%。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下降了6%。中国对外投资减少了36%,降至1250亿美元。2018年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增长预计加速,可能推动全球FDI出现增长。然而,地缘政治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可能会影响2018年全球FDI的复苏。此外,美国的税收改革可能会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并对全球投资格局造成影响。

新时代的大国博弈拉开序幕。纵观全球化的时代演进,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似乎是历史的铁律,而遏制与反遏制也令“修昔底德陷阱”始终构成威胁。在二战之后的大国博弈里,美国一直是被挑战者,而其主要竞争者却随着彼此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测算表明,不论以购买力平价还是市场汇率计算,二战后全球GDP/GNP排名前两位国家间的体量差距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均越来越小。以购买力平价来度量,该差异已从接近20%至几近消失,而以美元计价也已从约25%降至10%以内。

第七,全球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近年来,创新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各国纷纷提出将智能制造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如德国工业4.0、美国互联网制造、日本智能制造等,俄罗斯、印度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智能制造战略,全球性新旧动能转换将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讯和数据技术不断进步,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大国博弈的主体是美国与前苏联。由于在经济体量上的差异相对较大,两国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军事力量的对抗,并带动其他各国形成对立阵营。在此情形下,冷战是最具代表性的博弈形态,而主权国家的安全则是主要的博弈内容。

尽管整体向好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全球经济也面临一些风险。

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随着前苏联的日渐衰落和日本的崛起,大国博弈的主角变为美国和日本。由于经贸结构存在替代性,经济体量的日益接近成为触发博弈的导火索。当然,由于两者在军事实力上不可同日而语,相互依存性的不足难以令两国走向全面抗衡。

首先,“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升温。 全球化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长期隐含逆全球化风险。近年来,“逆全球化”升温势头有所加剧。在欧债危机中,欧盟内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成为本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多数民众选择脱欧;在美国,从未涉足过政坛的商人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这些事件凸显了美欧社会中“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高涨。“逆全球化”思潮凸显了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暴露了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减少全球贸易,形成投资壁垒,阻碍人文交流,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本世纪以来,大国博弈逐渐成为G2的游戏。随着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美经济差异急剧下降,甚至发生逆转,中美之间“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凸显,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也是两败俱伤的失控局面难以出现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美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美中现阶段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贸易摩擦,也不能完全排除未来升级的可能性。这不但将会对两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造成冲击。根据彭博的研究报告显示,假设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令全球关税水平提高10%,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萎缩3.7%,全球经济规模将因此缩小0.5%,经济损失可能高达4700亿美元。与此同时,“贸易战”会使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毁于一旦。

我们认为,从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看,尽管以美元计价的经济实力差距在以往的周期中都出现过短期反转,但随着挑战者绝对体量的不断扩大,其与守成者之间的博弈实力更为对等,而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增加也令博弈形态趋于柔性化。基于此,中美博弈会进入全面竞争而非对抗的新时代,短期的贸易战将以“战”始,以“和”终。

总体而言,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较为光明,但其中隐藏着能量惊人的风险,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如何把控风险,防范冲突升级,需要各国政府换位思考,相向而行,审慎出台政策,共同维护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全球经济真实的普遍复苏,多元化涨潮已经来临**

1976年至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两轮完整的周期。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在危机十年之际,世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拐点终于出现并得到确证,全球正式步入真实普遍的复苏之春。

近期,IMF最新预测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均为3.9%,这一稳定的增速,从相对变动来看,较2017年10月预测值提升了0.2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近十年之罕见;从绝对水平来看,不仅大幅超出危机十年(2008-2017年)的年均增速3.4%,亦高于1980-2017年的历史年均增速3.5%。

伴随真实的普遍复苏,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更趋分散、驱动因子更趋丰富、区域增长更趋均衡,也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根据IMF的预测,2018年全球贸易增速仍将高于经济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增速还有望继续上升。从数据来看,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剪刀差”已经出现反弹,而历史经验表明,该“剪刀差”与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大致有三年的滞后关系。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作为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经济区域,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通常出现在全球性的经济复苏之后。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的确立,多元化涨潮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性力量,新兴市场将凭借较强的经济活力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压抑已久的通胀正在反弹,“真加息”周期开始提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G10经济体CPI在8年多的通胀周期内均值超过2%,而其3月期利率在大多数时间内都高于通胀率,均值达3.1%。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央行通过超常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了金融市场,避免了金融系统整体崩溃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2009年底,G10经济体的3月期利率从2008年逾4%的高点急剧降至0.56%的阶段性低位,在宽松政策的短期刺激下,CPI也逆转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态势。

随后,尽管CPI出现了短暂攀升,甚至一度接近3%,但欧债危机接踵而至,通胀的二次下坠令全球货币政策不得不加长时间、加大力度,G10的3月期利率一直徘徊在1%以下。在2008年至2017年的九年时间里,宽松货币带来的通胀推力被总需求不足引致的内生通缩压力所抵消,产出缺口最终带来了通胀中枢的下降,“假通胀”一再重现,而“真加息”始终未到。

随着产出缺口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全球性的货币宽松带来越来越小的增长效应和越来越大的通胀效应,而美国税改的财政刺激等因素也进一步强化了通胀预期。随着全球经济终于迎来真实的普遍复苏,目前G10经济体CPI已接近欧债危机以来的高位。与之相应,2017年四季度以来,G10的3月期利率也加速上行,目前已超过1%,创下九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认为,为了重归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内生增长道路,全球性的加息周期还将继续提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将取代需求端刺激,成为复苏的主动力。

(注:程实为中国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王宇哲为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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